书评| 读《现代信仰的诞生》：宗教与信仰的脱离

信仰总是与宗教交织在一起，被称为宗教信仰。实际并不是这样。宗教是一种世俗机构，其指向的目标是世俗利益。在宗教里我们总能看到那些为了教产或者人事权而斗争的剧目不断上演。宗教的历史其实就是与世俗权力机构争夺社会控制权的历史。而信仰则不同，它为社会提供整合的力量，提供终极价值的伦理规范和秩序。但是，出于对社会精神的控制需要，宗教总是要垄断信仰的解释和建立权力。因此，信仰在历史中的变化发展，从一侧面也反映了宗教与信仰的逐渐分离过程。“信仰有其历史：它随时间而变化。”（第7页）

被我们称为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其实并不是那么黑暗。把中世纪描述为黑不见底的状态，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历史观往往是没有思考，而只接受现成答案的小农文化的特点。中世纪依然有深刻而自由思考的光芒。

在基督教世界实际上分成两个群体，一个是神学群体，一个是教会群体。

神学群体以神学家为主，他们接受了古希腊哲学文化的教育，在基督教所提供的资源框架上进行思考，这就是经院哲学。这种神学家的思考遵循自己的哲学范畴。如果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这一证明试图脱离圣经，在圣经之外去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也意味着他们在教会的规范之外的思考。而当年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唯名论的观点完全在希腊哲学范畴之内。

而教会走的路线不同。教会面对的是普罗信众。在日本学者竹下节子所著《无神论—穿越两千年的混沌与矛盾》一书中，我们可看到中世纪的民众信仰有着极其复杂的组成。有地方民间宗教，也有迷信横行。教会的面对这种情况，他更考虑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如何让基督教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奥古斯丁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会神学家。因此，教会与神学家群体不同，神学家思考信仰的各种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而教会则思考什么才是信仰的标准，忙着为民众的思想划定界线。因此，对于教会来说，规定信仰的内容，划定异端乃至叛教的标准，则是他们最热衷的事。

在神学家群体中，神学思想的界线在上帝那里，而对教会来说，异端的界线只在自己这里。到了后来，近代哲学的诞生时，才产生了阿摩斯·冯肯斯坦在《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中所说，近代世界的奇怪现象就是科学的神圣化，神学的世俗化。近代科学的概念体系是在神学的范畴之上建立的，而教会神学则逐渐思考世俗的事，诸如赎罪卷或者救赎的行为标准。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教会和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对信仰的发展历史伴随着与教会的激烈斗争。

教会与民众之间关于信仰的斗争类型，或者说信仰的不同范畴和模式，受到社会经济模式的影响。在中世纪，欧洲还是个农业社会，存在庄园、贵族和农民。商人还是一个需要依附于贵族特权的群体。这是个农业时代，物质资源不多，欧洲相较于大航海时代，还是比较封闭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信仰则是强调权威的命题式信仰。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信仰是处理经验的人与超然上帝之间的工具。在教会看来，人们无法认识超然的上帝，除非通过教会。同样，上帝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信徒没有正确思考的能力。因此，人们必须接受权威的给出的答案。

为什么教会有这种权威，而个体信徒却没有呢？因为信徒都是有罪的，罪已经让人无法正确的认识上帝。教会以圣灵的启示为保证，挤压和规划了个人的理性思考空间。

到了近代，大航海时代之后，开启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看到了还有很多丰富的不同于基督教的文化和宗教，因此中世纪的信仰范畴受到怀疑，从而被削弱。同时大航海时代带来商业的发展，欧洲文化开始由农业文化转向商业文化。这个时代背景下，被教会称为怀疑和无神论者开始出现，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怀疑教会的一切，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这些怀疑者，教会将他们钉上无神论或者异端的耻辱柱上。正是在这种怀疑中，个人的理性空间在不断扩大。尽管信仰仍然遵循奥古斯丁的定义：信仰是认同地思考。但是，个人思考的空间则不断扩大，甚至只剩下思考，而没有了认同。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因信称义表面看来信仰回归了信徒个体，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新教则设定了严格的信与不信的界线，信仰必须在各方面要符合新教设定的严苛标准。这被作者称为“信仰不承受之重”。这为每个信徒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教的境况相关，新教在与天主教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与天主教划清界线，将信徒从心理上与天主教进行区分。宗教改革的新教相对于现代信仰来说，只是一个过渡，真正带来现代信仰的则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因此这个时代资源更多，人们的空间更大。启蒙运动针对的是已经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文化群体。这个时代印刷出版业兴盛，人们识字率增加，产业工人和商业群体产生并成长。这一群体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小农文化。他们更追求自由和理性思考，因此启蒙运动的到来就为现代信仰打开了大门。“在现代可信度中，信仰再次扩展，不是通过回归中世纪的单一权威的假设，而是通过打破信仰与见解及知识之间的隔离墙，使自主判断成为信仰的定义，成为自主及批判性主体的基础。信仰因此涌入了现代性，代价是放弃了基督教特有的认知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现代可信度开启了一个新的信仰时代，甚至结束了信心的时代。”（第261页）

现代信仰中，信仰回归个体，从教会权威回归个人理性。不再需要外在权威。因为城市化和商业化中的个体，已经可以独立生存，可以自由获取资源。正如涂尔干作出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区分一样。前现代社会，民众需要权威来完成机械团结基础上的整合，而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个体认同的有机团结。同样，宗教也随着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变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从小农社会转变，城市化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因此我们的教会也面临着剧烈变化。